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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留学的价值

时间:2015-01-31 16:03来源:未知 点击:

         1978-2013年,中国总计送出了300多万留学生,其中超过90%是自费留学生。这个数字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人口还要多得多!

  概言之,从1872年中国首批幼童赴美留学以来,中国的留学大潮潮起潮落已波及3个世纪,跨越140个春夏秋冬。在此期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留学大潮也时伏时起,但波涛汹涌始终不息;而且从1978年开始,声势愈来愈大,潮头愈来愈猛,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曾称清末中国的出国潮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出国运动,而这一次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留学运动,其数量、规模、时间和影响更是以往任何一次留学运动所不能比拟的。新时期以来,留学生派出与回国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问题。

  首先,是文科留学生的数量偏少,专业方向存在偏颇,不利于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在清末就已经存在,凡是公派的,基本上都是学习理工科。新中国成立以后,派出的留学生,除了少数学习外国语言的,全部是学习理工科。新时期以来派到国外学习的,大部分也是自然科学专业,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学习语言等文科专业,特别是学习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专业的更少。应该肯定,大量派遣学生出国学习理工科专业,在以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而且,这些留学生为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虽然还有差距,但是这种差距既不同于晚清,也不同于民国,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90年代。当今,中国科技人才的数量明显增加,中国的科技水平也在前所未有地提高。而相比之下,中国人文学科和哲学社会学科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则在扩大。这不仅表现于中国文科专业留学生人才的数量明显不足,也表现于实际水平差距的扩大,而且这种水平的差距并不简单地制约了人文学科和哲学社会学科的发展。从宏观讲,还制约了国家整体发展的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出现了一些不平衡和曲折,当然是有多种原因所决定,但是,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水平、人文学科水平的不高及其相关人才的缺乏,也应该有一定的关系。任何一件事情的主体都是人,人才缺乏力量必然弱小,声音必然不够洪亮。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的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改变目前某些方面不平衡的状况,缩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限制,适当增加派遣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青年出国留学,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海归的呼声和影响力仍需要。应该说,百年留学潮,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上的很多海归人士,不仅是中国各个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大量分布于文教卫生科技等领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各个历史时期的政要,影响了国家的决策和社会团体的发展。如今,海归基本上供职于高校科研院所,或者自主创业,进入政府部门的人数虽然在不断增加,但能够起到决策性作用的较少。

  从历史上看,作为一个特殊的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又促进了西学东渐,成为推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力量。例如,早期留学生中的很多人成为我们惊叹不已的风云人物和耀眼的明星,孙中山、黄兴等留学生创建同盟会,推翻清王朝,创建共和;周恩来、邓小平等留学生通过勤工俭学,成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这些大家已经人所共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能成为中国地学的奠基人;姜立夫、胡明复、陈建功、苏步青等能成为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等,固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与他们通过出国学习,掌握了相关的学科知识也有关。从另一方面看,现代史上海归的发展确实比较快:唐绍仪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到任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任内阁国务总理,可以说一路风云直上;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博士论文还没有答辩,就接到北京政府的急电: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王世杰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回国,8年后就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后来又任教育部部长;李四光1918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学位,1920年任北大教授,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有海归进入省部级领导层,但人数比例较少。虽然海归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任职相当普遍,但其发展速度也比较慢。今天,全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大展才华,借鉴历史的经验,发挥海归的多方面才能,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必然,不能仅仅把海归作为科技和教育等纯技术和业务等专业技术人员来看待,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不能低估当代留学生群体这个巨大的人才库的能量。

  因此,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留学生群体曾是整个国家高级人才的重要来源。在今天,我们更应该以此定位这个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为了吸引海归人员,出台了不少政策,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留学生群体是非常重视的,留学生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但是,相对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而言,相对于日益庞大的留学回国人员而言,各级政府对留学生重视和任用的力度还需要加强,有关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出国留学,可以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但高端人才的培育和使用,必须要有高远、缜密的战略规划。国家应更加重视留学生问题,更合理、科学、配套地制定留学生政策,更进一步加强对留学生的派出、教育、管理、培养、宣传和使用,使之尽可能多地返回祖国,并在再次认识国情的基础上,把自己所学到的丰富的中西文化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转化为建设祖国的智慧。

  从历史上看,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留学生群体之愿望和作为,已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可以预见,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留学生群体也将对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走向,影响中国梦实现的进程。这绝不是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原因很简单:要治理和建设中国这样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和13亿以上人口的国家,必须有一个为人民大众真正从心底拥戴的、具有现代知识结构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的精英团体。这不仅需要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且还要掌握世界上能反映或代表人类先进水平的思想和文化,甚至还要从以往批判的思想体系中择取其有益部分,转益多师,并从宏观上了解世界大势,从而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认真总结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在未来世界的格局中规划中国的走向,引领中国人民营造辉煌。而这,中西合璧的留学生群体无疑具有更多、更合理的客观条件。

  还有爱国问题。中国的留学运动出现于国破山河碎的鸦片战争以后,是中国人不甘亡国灭种而走向世界以图自强的一种爱国运动,一部中国留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史。想当初中国留学运动的奠基人容闳在耶鲁大学学习时,就立下了如此宏愿:“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在马尾海战与甲午海战中,回国的留美幼童和福建船政学堂留英学习海军业务的海军军官,勇敢地站在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线,以血肉之躯谱写了爱国主义的悲歌壮曲。其后,在辛亥革命前多次的反清武装起义中,留学生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身于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爱国行动中,秋瑾、陈天华、邹容、林觉民等留学生烈士都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长存于天地间。在漫长、艰难的抗日战争中,在日本学习的中国学生,不惜放弃学业,投身于反对日本侵华的斗争中;朱德、刘伯承、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叶挺、陈毅等留学生出身的爱国将领领导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其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喋血太行山。因此,在中国留学史上,虽然也有一些民族败类,但丝毫无损于留学生群体爱国主义的主流和光辉。在上世纪90年代,笔者曾拜访著名经济史家、曾任中央财经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副院长的陈岱孙老人。当我问他他们这代人为什么都回国、那么爱国时,陈岱孙老人激动得从沙发上站起来:“这个问题不需要问,我们是中国人,出去学习就是为了国家,为了不被别人欺负,学完回国不是应该的吗?”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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